過去8年中，呈爆炸式發展的中國奶業，曾有多次建立秩序的契機，卻被一一錯失。最終，波及整個行業的三鹿奶粉事件爆發

    9月20日晚上約7點，蘭州莊園乳業有限公司行政總監閆斌突然接到通知，質檢總局在北京召開會議，全國七百多家沒有卷入“毒奶”事件的乳品企業中，有135家作為代表，將與會進行“奶制品質量安全承諾”。

    他急匆匆趕到北京，原以為就是找個人帶頭宣誓，大家照本宣科念完了事，卻沒想到會上發言激烈，掌聲不斷。

    許多企業老總把矛頭指向了奶業領域的兩大翹楚——蒙牛、伊利，認為這幾年來，兩家公司在各地爭奪奶源，導致各地乳品企業的奶源地流失。

    會議抖摟出奶業問題一籮筐。“企業超常規發展，太快了，產量非常高，但養殖建設明顯滯后。行業無序發展，跑馬圈地，搶摘別人的果實，沒法在公平的起跑線上競爭，大家都提出不能搞捆綁銷售、低價銷售。”

    本來是質檢總局和企業之間的互動會，卻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“聲討會”。從中午1點一直到4點多，一開始舉手發言，后來沒時間，大家都遞條子搶著發言。“房間很熱，很多老總都說從來沒有坐這么久開會，一直沒有動。”閆斌說。

    “三鹿只不過是行業問題的爆發點，我們要考慮的是：他們為什么要加三聚氰胺？”雪頓乳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達爾吉說。

    閆斌注意到一個細節，時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沒有出席會議。第二天，李長江引咎辭職。

    黃金時代，“已經有人作假了”

    8年前，老周貸款50萬元買了50頭奶牛，在內蒙古錫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。這座位于草原腹地的城市是伊利、蒙牛的重要奶源地之一。截至2007年末，錫林郭勒盟（首府錫林浩特）奶牛存欄10.8萬頭，奶牛養殖戶1.36萬戶，像欣康村這樣的奶牛養殖小區有74個。

    在那一年，養牛戶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，全國奶牛也只有488.7萬頭，中國奶業方興未艾。“當時政府大力支持養牛，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錢，買進口牛可以貸款，一頭牛15000塊錢。”老周回憶。

    許多業內人士認為，中國奶業的產業化發展只有大約10年時間。在此之前，畜牧業只是農業的附屬行業，并未進入市場經濟軌道。更早些時候，牛奶只是北方的一種自給自足的食品，富余的部分才會被牧民賣到奶粉廠。

    數十年來，中國奶業發展一直頗為緩慢。1950年，上海開始生產光明牌奶粉，內蒙古、廣州出現了乳品廠。6年后，第一屆全國乳制品會議在北京召開。直到1958年，輕工業部食品工業局才頒布“乳制品質量標準及檢驗方法”，這是最早的國家級部頒標準。1984年7月，國家經濟委員會首次將乳制品工業作為主要行業發展方向和重點，列入《1991年至2000年全國食品工業發展綱要》。

    在閆斌的印象中，那時候的牛奶叫“鈴鐺奶”，奶農用桶裝著鮮奶，搖著鈴鐺走街串巷。家人買了到爐上一熱，牛奶表面上就出現一層奶皮子。而奶粉則是老人和小孩的專用品。“瑞典利樂公司進入中國，改變了中國人這種喝牛奶的傳統習慣。”閆斌說，這家全球最大的軟包裝提供商帶來了無菌包裝技術，使得“鈴鐺奶”變成了軟包裝的長效奶。這被認為是中國奶業發展的“革命性”事件。

    1990年代是幾大乳品企業的起步階段。1993年，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總廠整體進行股份制改造，成立“內蒙古伊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”。1996年，上海光明乳業有限公司成立。這兩家企業憑借原有的國企規模，迅速占領了全國市場。1999年7月，蒙牛乳業成立。

    雀巢、卡夫、達能、帕瑪拉特等國外乳業大亨也在這個時期先后進駐中國，帶來了資金、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。中國乳品企業也正是在這段時期開始大規模發展。

    很多農民加入了養牛戶的行列。在老周的印象中，那是奶農們的黃金年代。當時1公斤牛奶是1.6到1.75元，牛飼料也不貴，最高7毛錢/斤，草料也才2毛錢/斤。平均下來，每頭牛1年能賺四五千元。如果下牛犢，還能賣四五千元。“當時在村里，牛最多的，錢就最多。不像現在，誰養牛誰頭疼。”老周說。

    那時候欣康村還沒有奶站，老周記得鄰村有，但因為資金、設備沒有到位，一直沒有開張。他和其他的養牛戶自己用機器擠奶，也有用手擠的。當地的乳業公司離村有三十多公里，他每天開著三輪車，載著三百多公斤奶，搖搖晃晃去送奶。“當時已經有人作假了，往牛奶里加水、加鹽。”老周回憶。另一個養牛戶老王記得，有些奶農的牛奶被檢出不達標，“就拎回家做奶豆腐，往市場賣，有時候也自己做奶茶喝”。

    1999年12月5日，《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產品質量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》頒布，其中包括食品質量免檢制度的內容。隨后幾年，伊利、蒙牛等多家著名乳業，分別成為國家質量免檢產品。

    “這就是一張紙，到底捅不捅破它？”

    2001年，在西安蔣家寨村，有人觀察到了畜牧業的發展熱潮，開始籌備成立機械化奶站。1年多后，他建成了當地第一所奶站。

    蔣衛鎖，這個后來被媒體稱為“奶業打假第一人”的養牛戶，當時正在這個朝陽產業上躊躇滿志。他是最早投資奶站的一批人之一。當時建奶站跟“修房子”一樣簡單，不需要工商執照，也不需要衛生許可證之類的行政審批，只要有資金、設備，就能開業。

    直到“三鹿”事件爆發前，奶站的監控管理并沒有改善。蔣衛鎖覺得，甚至更加混亂了，“像我這樣不摻假的人很少”。

    當時，像他這樣的奶站并不多。“主要是奶販子收奶，再加上企業自己建點收奶。”蔣衛鎖回憶說。

    2002年，中國奶業正處在飛速發展的輝煌時期。從2001年到2006年這5年間，中國奶牛存欄增長率、牛奶總產奶量年均遞增長率、奶類總量年均遞增長率、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遞增長率都呈兩位數增長，幾大項指標的綜合年均遞增長率達到了23%，是前50年年均遞增長率的3倍。

    令業界咋舌的是蒙牛發展的“航天速度”。“蒙牛速度”成了中國企業界的一個傳奇故事：開創前三年，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個同類企業，5年間銷售額增長200倍。“那時候，我們年銷售額是200%的速度遞增，蒙牛是1000%多的增長，消息登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不相信，以為弄錯了。”閆斌說。

    這種膨脹發展已經引起了一些業內人士的擔憂。“當時就有人提出來，這樣高速發展會留下隱患，必定會出問題，應該自己建設奶源基地，發展養殖小區，加強監控。但是企業忽視了，政府也沒有很好地引導。”

    蔣衛鎖與伊利的合作正處在蜜月期。在1年多時間里，他的奶站從最初的兩個，發展到了五十多個，日收奶量從2噸多，變成了30多噸，收奶地域除了當地鄉鎮，還輻射到周邊9個縣區近百個農村。《農業科技報》報道他的新聞標題為《一個牽著牛頭奔跑的人》，而他也被無序發展的中國奶業牽著走。

    2002年底，被稱為“中國奶業第一炮”的廣州市奶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開始在一些公開場合呼吁重視問題。在第一屆廣東奶業高層論壇上，他以一個普通消費者的名義指出當時奶業存在的兩大問題：一是企業大量進口奶粉，還原成牛奶后，當成“鮮奶”銷售；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。這些都是業內公開的秘密了。“這就是一張紙，到底捅不捅破它？”他在會上質問政府部門和乳品加工企業。

    2003年初，有媒體對王丁棉的觀點進行了報道，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業內幕的新聞報道。當時王丁棉還心存顧忌，擔心企業矛頭都對準他。“我對媒體說，多找幾個人一起上新聞。”王回憶說。

    失范年代，多事之秋

    奶業的輝煌時代似乎必然走入這樣的結局：2005年，蔣衛鎖突然意識到：“奶太多了。”

    那年6月份，另一個事件嚴重打擊了奶業市場的消費信心。河南電視臺報道了光明乳業鄭州子公司將過期奶回爐并銷售的消息，光明“回爐奶”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。隨后鄭州市質監、衛生、工商、農業、工會共同成立聯合調查組著手調查。最終光明乳業在鄭州的相關負責人被免職。

    牛奶需求量幾乎同時開始萎縮。2005年乳制品產量為2443萬噸，增長率僅為月3%，比起2004年的25%增長率幾乎微不足道，奶粉消費量下降了7.8%，液態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長。

    在陜西，伊利對奶站“限量撤點”。作為收奶大戶，蔣衛鎖的感觸頗深。“以前是企業求奶站，有奶就是娘。現在是奶站求企業，有奶就是孫。隨便一個大企業的小職工過來都可以跟你要錢，因為他可以給你多報收奶指標。”

    蔣衛鎖知道有奶站主開始暗地里送錢了，他也不能免俗：“比如某大奶制品企業一個職工打電話給我說，蔣總我在這里吃飯，錢不夠，借點錢。我送過去的時候心里很不舒服，錢都是有去無回。”

    奶站管理依然混亂。“政府幾乎沒有管理，都是靠奶站老板的良心。”蔣衛鎖說，“奶站不景氣了，不摻假造假的奶站幾乎沒有利潤。”

    在“三鹿”事件之后，一份發表于中國奶協官方網站上的調查報告稱，目前中國奶源主要有三種：一是企業自建的規模化奶牛場，沒有中間流通環節，質量管理最好，但只占總奶源的10%-15%。二是奶牛養殖小區和奶站，奶源質量受到從業人員素質的影響，占25%左右。第三類是散養的農戶，質量和衛生條件無法保障，占到了60%以上。

    在一些專家眼中，原本應該注重奶源地建設的時候，乳品企業依然醉心于搶占市場，形成了企業之間的內耗戰。2004年，在武漢召開的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年會就散發出了火藥味。

    雪頓總經理達爾吉記得很清楚，山東一家乳品企業老總上臺演講，一開始照著稿子宣讀，后來他把文稿合上，當著蒙牛、伊利兩家與會代表的面，語氣激動地指責“兩家上市公司”到該企業的奶源基地搶奶，每公斤牛奶比當地企業多一兩毛錢，奶農“嘩嘩”地走了。“投資幾個億的基地還不如幾毛錢的利潤。”達爾吉也很激動。

    “當時老總們的風度都沒了，沖動地鼓掌，有的拍手聽不到了，直接站到凳子上拍桌子。”達爾吉回憶說。他甚至認為蒙牛、伊利兩家企業的大肆擴張導致了奶源地市場混亂，是“罪魁禍首”。

    奶業已經進入了多事之秋。2004年爆發了阜陽劣質奶粉事件，引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行業整頓，嬰幼兒配方奶粉三項強制性國家標準正式實施。2005年，“雀巢”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標食品目錄，再次打擊消費市場。行業內也正在進行一場持續兩年的爭論：中國奶業協會和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為牛奶能否標“鮮”大打口水戰，但卻最終變成虎頭蛇尾的鬧劇。

    最后一次機會，“南京宣言”

    2007年，奶業被迫自律。6月份，各大乳品企業在南京召開中國奶業協會年會，簽署發布了“乳品企業自律南京宣言”，宣稱：要推行合同收奶，反對爭搶奶源，限量收奶，壓級壓價，拖欠奶資，切實維護奶農利益；要開展公平競爭，反對捆綁銷售、特價銷售等低于成本價銷售的惡性競爭行為。“捆綁銷售、特價銷售是最直接的原因。”內蒙古奶業協會秘書長那達木德說，“別的企業罵我們兩大企業（蒙牛、伊利）是奶霸，他們聽到就樂了，什么也不說。”幾大企業在全國的促銷策略讓地方企業疲于應付。據媒體報道，2006年我國奶業市場的全部利潤為55億，因促銷和捆綁銷售造成的奶業損失高達50億。

    關于“南京宣言”，“誰都不敢不簽，但是大企業心里面都不痛快。”那達木德說。5月份在天津召開的一次行業會議上，就已形成草案。“但當時沒有人在意，沒想到還真的要簽了。”“南京宣言”是牛奶業內去年下半年轟轟烈烈的一件大事，各大媒體都高調宣傳報道，7月23日開始在北京、哈爾濱試點實行。然而從一開始，就有評論斷言，不出3個月，“南京宣言”形成的價格聯盟必然破產。

    7月23日這天，北京媒體刊登一則新聞《乳品銷售禁捆綁逼出“末日瘋狂”》，描述了一些超市里牛奶的銷售鏡頭：“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沒有贈品了。”

    然而只到了當年10月初，北京媒體就已經發現，超市里又出現了“買八贈一”、“買五贈一”的牛奶捆綁銷售。“沒有辦法，我們只有跟進了。”閆斌說。

    促銷大行其道之際，牛奶摻假造假已成了業內公開的秘密。在“三鹿”事件擴展到全國時，那達木德已經料到，內蒙古可能會被波及到。“摻假造假不是某個企業問題，而是整個行業的問題；而且不是現在的問題，而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    甚至出現了專門的“調奶師”，針對不同指標的牛奶添加配料。“脂肪低了，就加脂肪粉；細菌超標了，就加抗生素；濃度低了，加乳清粉；發酸了，就加堿面中和。”蔣衛鎖說。

    在許多奶農眼里，奶業早已過了幸福時光。在“企業—奶站—奶農”的奶源模式下，奶農沒有定價權。而且去年飼料價格上漲，許多奶農破產。中國奶協秘書長魏克佳在一次奶協會議上稱，40%的奶農處于虧損狀態，奶農大量宰殺奶牛。

    老周在2004年與其他養牛戶合資成立了一家養殖公司，有近300頭奶牛。去年，養殖公司就變成了屠宰場，殺了56頭；今年又殺了16頭。“現在到了要先殺牛再買飼料的地步了。”家家如此，他估計有五十多戶奶農破產了，占村總數的六分之一。

    “三鹿”事件沒有直接波及欣康村，但奶農的日子已經不好過。“現在我是在掙扎，每天擠奶沒有賺錢，能賺的就是產牛犢，也就是一兩千塊錢。”老周說。

    今年9月7-9日，中國奶業協會年會及奶業高層論壇在哈爾濱召開，會議的主題是構建奶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。會上公布了欣欣向榮的數據：去年全年奶牛存欄達到1300多萬頭，奶類總產量達到3600多萬噸，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產奶國。隨后在官方網站上，發表了一篇“中國奶業協會2008年會勝利召開”的消息。

    當時的三鹿董事長田文華沒有參會，小道消息已悄悄傳開。“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，大家都有預感，這個事情早晚會暴露。”一名與會代表說。

    時隔兩天，三鹿公開承認，部分批次的嬰幼兒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，這個行業的“鍋蓋”揭開了。





來源：南方周末